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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会实践繁简分流背景下智慧法院类案检索制度的优化路径——以深圳法院为例

发布时间: 2024-01-07 20:00:31 作者: 蟹类饲料

  原标题:暑期社会实践繁简分流背景下智慧法院类案检索制度的优化路径——以深圳法院为例

  在类案检索制度的构建上,我国从未停止探索。最高人民法院自2005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指导法官充分的利用过去的司法经验,实现类案同判,为打造智慧法院积势蓄能。其中,2019年出台的“五五改革纲要”正式对司法人员提出了“强制检索”的要求。

  在繁简分流试点工作中,深圳法院速裁庭积极探索,建立了“标准化、可视化、系统化”的类案检索机制,进一步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和审判监督管理配套改革。

  为推动类案检索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我们小组以深圳法院为调研地点,以深圳法院在类案检索制度上的创新举措为调研和宣传对象,学习其在运用这一制度上的经验,并针对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推广难的问题提出优化措施,为国家推动智慧法院的构建贡献法科学子的力量。

  前期,我们小组已经针对类案检索制度开展了大量宣传工作和初步调研工作。在调研方面,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分处各地的组员无法一同前往深圳法院,故由组员黎祖鹏负责深圳法院的主要调研工作,其他组员分别于所在城市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

  调研之初,我们小组发放了线上全民调查问卷,以把握大众对于类案检索机制的了解程度。经过问卷分析整理,我们小组共计回收100份有效问卷,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问卷调查的最终结果表明,在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人数基本持平的人群中,仍有近五成人对类案检索机制感到陌生,有近五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从未使用过类案检索平台。在这部分人中,90%认为没用需求,其他则认为平台运行不稳定,检索过程中容易卡壳和崩溃,检索到的案件匹配度不高,精确度不够等。

  而在经常或者偶尔使用类案检索平台的人群中,最常使用的官方类案检索平台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占比87.27%,非官方平台则是北宝,占比78.18%。总的来说,公众对于类案检索制度的了解度不高,有检索需求者也对检索平台的满意度不高。

  同期,组员陶梓逸对立项时拟写的访谈提纲作了逐步优化,以使组员在后期访谈调研中得到更具体的解答,接触到类案检索机制在实践中的真实运作样态,通过聆听法官的声音,获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组员惠可欣在青岛市南区检察院实习期间,向干警就办案中类案检索使用情况做了采访,并收集了调查问卷。

  组员吴靓对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类案检索机制进行了实地查访,并了解到,该院使用人民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辅助办案,该平台中专设“知识中心”一栏,为用户更好的提供诸多进行类案检索的知识库,如法信、中国司法案例网和阿帕比数字资源平台。

  通过与民事审判庭胡法官的交谈,我们了解到,胡法官在工作中常常使用类案检索平台,最常使用的是法信和威科先行。在胡法官看来,类案检索制度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行,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类案检索平台众多,司法资源未能有效整合,且对法官的检索培训尚未普及。而就如何优化这一制度,胡法官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案例平台,二是明确类案的参照效力和原因方式。

  组员陶梓逸对深圳市光明区黄凯云法官助理进行了线上语音访谈,黄凯云法官助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类案检索的制度建设和优化路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在案多人少、“诉讼爆炸”的背景下,类案检索究竟能不能优化法官的工作流程,或者为法官做到同案同判起到促进作用,而不是为法官徒增压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类案检索机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在实践中,法官可能会觉得类案检索很繁琐,而且存在着平台不好用和其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被强制使用类案检索机制的话,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涉及到很多机制系统协调的内容。

  组员朱融荣对江苏省润州区人民法院部分法官及法官助理进行了访谈,了解到法官对于类案检索制度有着较高的期待,希望数据库能够及时更新,提供更细化、更有效的关键词以提高检索效率。

  黎祖鹏对广州天河法院欧阳浩贤法官、深圳中院何远彬法官进行了访谈,获得了法官们的详细指导意见。欧阳浩贤法官的回答专业而不失风趣,让我们了解到,司法人员难以进行类案检索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法官需要承担超负荷办案量和司法责任制下的双重压力。

  此外,欧阳浩贤法官对类案检索软件商业化和数据化、司法地域化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展现出一位优秀法律人全面、专业的思考。深圳中院的何远彬法官提供了深圳中院进行类案检索的原则,即坚持“以自主检索为原则,以输入式检索为辅助”的检索模式。法官在庭前会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交类案材料,辅助法官在庭上和庭后充分了解裁判的要旨,但考虑到当事人提交的类案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法官也会结合双方的检索结果,再自行进行检索,做到公正客观。而对于“类案检索如何通过书面可视化方式来进行检索留痕”的问题,何远彬法官表示,深圳中院是需要通过检索报告的方式来进行可视化的。

  检索报告有三级分类:对于拟提交审判委员会和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可能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适用以类案精析为基础的报告式结论,通过对要素做全面梳理对比,分析得出处理意见;对于检索结论清晰无争议但按规定应当检索的其他案件,适用表格式结论;对于承办人根据案件审理有必要进行的检索的其他案件,在电子卷宗中备注基本检索情况。

  深圳中院进行集中归档的时候也需要将该案件对应的类案检索报告、类案检索表纳入卷宗,还要注明检索时间、检索人并说明检索结论的参照适用情况。

  2022年8月5日,我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并进行实地调研,民事审判第四庭的陶法官将一份卷宗交由我,让我试着写判决书。我随即建议使用类案检索平台辅助写作。法官笑着回应:“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要求类案检索,但是我们受理的案件太多,没这个时间。你可以检索一下省高院、北上广深这些发达地区的类案,还有本院的类案,因为本院的裁判也不能和本院之前的裁判不同。”

  我不由得好奇,法官繁忙到何种程度?实习中我了解到,自今年起至8月初,陶法官一人已经办理了379个案件,包括上诉案、一审案件和特别程序案件,平均一个月54个案件,平均一天超过2个案件。经常比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到办公室,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才回家,用餐休息时间也十分有限。而基层法院,每年办的案子更是数以千计。可想而知,在案多人少、“诉讼爆炸”的背景下,法官难得有暇进行“大海捞针式”的类案检索;在类案检索制度缺乏强制力的前提下,凭借个人办案经验或是寻求同事的建议,作为一种更高效快捷的办案方式,自然更得法官——同样也是每一个理性人——的青睐。

  类案检索制度的缺陷由此得以显露。法官的办案经验表明,类案检索作为制度不是观念、思想的产物,而是对于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可利用资源——类案多寡和网络技术高低的回应,是办案实践的产物。事实上,自2009年首次提出以来,类案检索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时光,但始终难以为法官普遍接纳,若归因于法官运用意识不强,难免走向片面。据此,如果要促进法官类案检索的自觉,那么最重要的就不可能是宣传和普及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技术问题。重要的可能是优化法官的办案环境,将法官从办案樊笼中释放开来,让检索真正成为便捷的享受而不是负担。

  在当前统一检索平台建设和推送精准度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下,深圳中院“以自主检索为原则,以输入式检索为辅助”的检索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纠纷解决上,法官和各方当事人之间应秉持平等、合作的态度,那么在法官检索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让当事人承担更多的类案检索工作或许是推行类案检索制度的重点。具体操作是,法官于庭前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交类案材料,辅助法官在庭上和庭后充分了解裁判的要旨。为避免受到类案裁判规则倾向性的干扰,法官需要在了解裁判要旨的基础上结合双方的检索结果自行补充检索,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客观公正。

  通过聆听司法人员对于类案检索制度的心声,我们深入了解了司法实践中类案检索制度的不足之处,也获得了法官们宝贵的制度完善建议。在结项阶段,我们将对前期调研成果进行整合汇总,并结合文献研究成果归纳出具有启发性、可行性的改良方案,为完善类案检索制度、构建智慧法院贡献法科学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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